青年斯大林
  鄧小平曾評價過,自鴉片戰爭起,從中國得利最大的,一個是日本,一個是沙俄,“在一定時期一定問題上也包括蘇聯”。“沙俄通過不平等條約侵占的中國土地,超過150萬平方公里。十月革命後也還有侵害中國的事情,例如黑瞎子島就是1929年蘇聯從中國占去的。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勝利時,美、英、蘇三國在雅爾塔簽訂秘密協定,劃分勢力範圍,極大地損害了中國的利益。那是斯大林時期。當時中國的國民黨政府同蘇聯簽訂條約,承認了雅爾塔的安排。”
  誠如鄧小平所言,歷史是不容割裂的。斯大林和蘇聯對於中國邊疆的影響和干預,遵循的是蘇聯的歷史邏輯,它是大國沙文主義的邏輯,無一不是為蘇聯的利益考量。但客觀上,在此邏輯下的某些政策,一定時期內又幫助了中國共產黨,幫助了新中國建設的方方面面。所以我們看到,自20世紀30年代起,斯大林認為新疆穩定最符合蘇聯的利益,於是他出面打壓新疆分裂勢力、支持盛世才趕走其他割據軍閥、力促中共早日進疆。公允地說,他對新疆時局的穩定,起到了積極作用。
  從二戰末期開始,蘇聯對國民黨和共產黨實行雙重外交政策,甚至表示在國共之間持“中立”立場。此後的中國內戰中,蘇聯根據國共雙方力量的消長而不斷調整對華政策。即便1949年中國共產黨已經取得了巨大優勢之後,蘇聯一方面積極支持中國共產黨,一方面指示,國民政府遷到哪裡,蘇聯大使館就跟到哪裡。因為這樣可以維護蘇聯從《雅爾塔協定》和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》中獲得的利益。由此改變了中國北方的邊疆狀況。
  但斯大林對中國邊疆最深遠的影響還是在制度上。斯大林原名約瑟夫·維薩里奧諾維奇·朱加什維利,後來他把自己的姓氏改為“斯大林”,意為“鋼鐵”。這個希望有鋼鐵般意志的人,在蘇聯創立了斯大林模式,開闢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。此後,斯大林模式被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效仿,中國也不例外。必須承認,當時的中國,除了學習蘇聯,沒有其他選項。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,中蘇關係有一段蜜月期,中國全面沿用斯大林模式,在經濟體制、政治體制上都是如此。在邊疆地區,中國也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斯大林模式,包括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民族識別,並產生了一些積極效果。
  但是,一個制度再好,隨著時間的推移,如果不與時俱進,也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。有國外學者斷言,斯大林模式下的“民族化”政策和民族“領土化”政策,並沒有使蘇聯成為“民族熔爐”,而是成為了“新民族”的“孵化器”,導致各民族對本民族認同感越來越強,對蘇聯作為一個整體的凝聚力卻越來越低,最終導致了蘇聯的解體。
  對此,我們需要引以為戒,探索適合於中國國情的民族治理和邊疆治理之道,這需要中國人自己的智慧和耐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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